新媒：马来西亚皇京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开通 将削弱新加坡港作为东西半球重要通道的作用

东博社 2017-07-28 08:55

新加坡要加强参与“一带一路”，获取当中的庞大效益、红利，需要有新思维、新举措，如此才能不但保有竞争力，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拥有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

7月2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梁海明,冯达旋：新加坡参与“一带一路”要有新理念》，文章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一次对话会上曾谈及“一带一路”，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欢迎各国参与的计划，而新加坡作为“一带一路”的其中一个重要节点，也能从中受益。

对于李显龙有关新加坡参与“一带一路”的发言，据笔者在现场所见，与会嘉宾反应比较积极。新加坡政商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新加坡未来可以在加强实体和数码领域互联互通、加强金融领域互联互通、加强人民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三个重点领域参与“一带一路”。

笔者认为，新加坡在上述三大重点领域发力，虽然可以有所获益，但并非长久之计，同时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须正视。

新加坡参与“一带一路”面对诸多挑战

其一，在加强实体和数码领域的互联互通方面，不少新加坡政商学界人士认为，新加坡应聚焦于交通与物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大量投资将涌向“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和商业枢纽，构建新的交通网络，这对地处全球最重要的战略通道马六甲海峡之滨的新加坡而言，将享有新的左右逢源之利。

然而，随着马六甲海峡之滨的马来西亚皇京港将于2019年开通、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已经通航、缅甸的输油管道已重启，中国直通中亚欧洲的中欧班列也已启动，这或都将削弱新加坡港作为东西半球和两大洋之间最重要的通道的作用。新加坡若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运和物流互联互通上分一杯羹，难度显然比以往大。

其二，在加强金融的互联互通方面，新加坡希望可以在涉及资金超过26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为新的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新加坡该想法虽好，但须面对英国伦敦、中国香港乃至德国法兰克福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各大国际金融中心对“一带一路”基建融资的大蛋糕早已虎视眈眈，且已占先机，如英国早在2015年3月就已决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

另一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但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多渠道融资平台，也是中国内地企业重要的融资中心。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之后，已回归中国的香港更是享有天然的政策便利。新加坡面对这些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者，要在传统融资领域突围而出，争抢融资蛋糕的份额并非易事。

其三，在加强人民之间的互联互通方面，新加坡希望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方国家合作，一起开发人力资源，例如开办课程，分享新加坡在项目筹备和融资、港口和机场经营、工业园和自由贸易区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推动中新两国的智库展开有关“一带一路”的联合研究等。

这一想法虽好，但说易行难，在实施中或将面临挑战。早在新加坡之前，中国已经和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及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就共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方国家达成重要共识。

以中国与德法英等国开展第三方国家合作为例，中国与上述国家合作，有利于分摊投资风险，以及减少中国与德法英等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独立投资时可能出现的对抗的局面，从而增加对冲、合作的空间，以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德法英这些国家在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一些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对当地了解甚深、人脉资源丰富，且有丰富的运营、管理的经验。

对此，新加坡若要与中国展开“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方国家合作，需要思量在第三方国家眼中新加坡有何独特优势，以及面对德法英等国的竞争和挑战，新加坡又要如何发挥其独特优势。

打造侨民融资中心

笔者认为，面对上述的挑战，新加坡要加强参与“一带一路”，获取当中的庞大效益、红利，需要有新思维、新举措，如此才能不但保有竞争力，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拥有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笔者的具体建议如下：

其一，创新“一带一路”国际融资模式，打造侨民融资中心。所谓的侨民融资（Diaspora Financing），是由海外工作的本国人，寄回给家庭和朋友的侨汇和储蓄。当前全球约有2.3亿移民，每年能赚取约2.6万亿美元，比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英国2016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还多。

据报道称，侨民每年2.6万亿美元的收入，虽然大部分在东道国被课税和消费掉了，但假设储蓄率只有20%，那每年的侨民储蓄也将超过5000亿美元。早在2013年，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已向母国汇回4040亿美元，且该数据并不包括通过非正式管道的汇款。

新加坡目前面对的机遇是，如何利用这笔庞大的资金来为新加坡的发展服务。笔者建议，新加坡相关部门或可考虑设计一个方案，将这些侨民的钱债券化、证券化。例如可由金融机构开发出3%、4%利率的证券商品（譬如购买门槛可设定为每个单位低至1000美元）。这些钱主要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这对侨民应该很有吸引力。毕竟，钱如果存入银行利息较难高达3%至4%，加上这些资金又投资于沿线国家，相当于是用在他们国家的建设之上，可谓一举多得。

另外，还可以针对机构投资者，开发出五年期、十年期的侨民债券，可以和主权债券相若或较高的利率，发售给外国机构投资者。这种债券也会让发展中国家的侨民外币存款更稳定。这么一来，大量资金就可以用低的成本，动员起来用于发展用途。

如果新加坡能够充分利用这笔资金，以至于在这个新领域上取得国际话语权，不但可以巩固、发展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国际影响力，也能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发挥其独特的、其它国际金融中心所难以取代的地位。

发展绿色环保产业枢纽

其二，创建绿色供应链体系，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的绿色环保产业枢纽。当前，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不但成为全球的发展潮流，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追求的重要目标，和绿色环保相关的产业、技术亦含有巨大经济潜力和商机。

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环保相关产业、技术和服务都处于初步阶段，这对早已先行一步的新加坡而言，是一个突出的机遇。新加坡可凭借已有优势，利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技术来设计和优化生产与消费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包括采购、生产、包装、流通、消费和循环利用等，以此创建绿色供应链体系。

绿色供应链体系的构建不但可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善资源环境问题，降低环境成本，实现资源和环境的优化配置，更能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此发展、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产业、绿色产品，打造绿色品牌，既可增强产品优势，又可减少绿色贸易壁垒。

因此，若新加坡能够创建绿色供应链体系，成功发展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环保产业枢纽，新加坡不仅能在国际绿色环保产业中制定游戏规则，更能获取当中巨大的经济利益。

聚焦中国中产高收入阶层

其三，新加坡须更加关注中国市场。中国发展迅速，中产及高收入阶层迅速崛起。一份调查显示，2016年中国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高收入人群约为158万人，较2006年的18万人增长近九倍，相当于每日有约400人跻身千万富豪之列，这些人有资产配置、财富管理的庞大需求。此外，中国已有约2亿中产阶层，该数据未来将进一步扩大，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将不断壮大。

上述数据显示了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人口红利”虽将结束，但中国在金融业、服务业和消费领域的“人口红利”才刚开始。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如此明确的天量商机。对于作为亚洲区重要财富管理中心的新加坡而言，既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机遇，但更要关注中国的发展机遇，紧紧把握住中国新出现的红利。